博士毕业五年，他的研究造福上千万早产儿
在全球范围，每年有约1500万新生儿早产，100万婴儿因早产并发症而夭折。许多幸存者面临终身疾患，包括学习障碍、听力和视力问题。早产是造成5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这已成全球重大健康问题之一。
在高收入国家，早产儿的存活率已经有所上升，但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由于缺少必要的新生儿护理，早产儿和他们的家庭仍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和经济压力。降低早产率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消除新生儿和五岁以下儿童可预防的死亡至关重要，也成为了澳洲流行病学家、公共卫生研究人员Joshua Vogel博士的研究目标。
全球范围内，早产相关数据一度十分匮乏。许多国家没有定期收集早产相关数据，各国关于早产的定义及衡量方式也存在差异。一般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这里简称世卫组织）定义，早产儿是指胎龄未满37周出生的婴儿，但有些地区没有足够的手段估计胎龄——例如，超声影像是世卫组织建议的产前护理金标准，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不到8%的妇女能得到这一检查。数据匮乏使全球范围内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难以预防、界定和管理早产的健康后果。
Vogel与世卫组织等机构合作，牵头收集了上百个国家的早产数据[1]。这项发表在2019年的《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跨国研究，估计出2014年全球约有10.6%的新生儿属于早产，其中逾80%（约1200万）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地区。
Joshua Vogel
这是关于全球早产负担的权威研究。它所提供的早产数据，为研究人员、临床医师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决策依据，许多机构根据这一报告决定了新生儿健康的优先举措和资金分配。其结果也被大量干预试验和母婴健康队列研究所引用，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中低收入国家的早产率为何如此之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中低收入国家，能用于支持怀孕妇女和早产儿的资源有限，同时缺乏有效干预措施。许多应受干预的妇女得到了无效的治疗建议（如卧床休息）或者未得到任何治疗；甚至有些药物还会产生额外的风险。另一方面，中低收入国家普遍对产前皮质类固醇治疗（ACS）的效果缺乏信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ACS被认为可有效降低早产新生儿死亡和患病风险，被视为廉价且有效的干预手段。然而，过去的研究主要在高收入国家进行；而在中低收入国家，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医疗资源都难以提供支持，例如精确估计胎龄的难题。
为理解这一问题，Vogel和同事对世卫组织多国母婴保健数据库中的29个国家、逾30万例生产进行了新分析[2]。这项最大规模的产前皮质类固醇治疗方案的分析表明，只有52%符合条件的妇女接受了这两类“救命药”，她们绝大多数身处高收入国家。而在新生儿死亡率较高的地区如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泊尔，应接受治疗的女性仅有16-20%得到了产前类固醇治疗。
研究结果还显示，产前皮质类固醇药物固然有效，然而低收入国家缺乏恰当的治疗方案与支持。一篇评论文章提到:“在中低收入国家，产前皮质类固醇并不是早产的万灵药……相反，这些药物的使用应与一系列简单有效的措施（抗体药物、有效的新生儿复苏和袋鼠护理等）结合起来……未来的研究不应集中于效果，而应集中于各种策略，其目的在于减少使用产前皮质类固醇应用的障碍。”[3]
有鉴于此，Vogel参与设计的一项世卫组织试验（Antenatal Corticosteroids for Improving Outcomes of Preterm Newborns），以低成本的精密治疗方案，确定了能带来最大益处的措施，包括持续的助产士看护、生殖感染筛查、锌元素补充等等，减少了资源有限医院中早产造成的新生儿死亡。今年10月，试验结果在线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4]，结果显示，该方案据估算可将这些地区的新生儿早产死亡率降低16%。这一研究为早产的预防和治疗带来突破性进展，并为全球各地尤其是中低收入地区的政策和医疗流程制定提供了关键的科研支持。
“我们现在知道了怎么适当且安全地在这些环境里应用类固醇，有了正确的支持和恰当的护理标准，它们能拯救生命。”Vogel说。
这项试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被证明有效——在资源最为有限的地区实施这些方案，也意味着它们将可以被推广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而传统上，新临床实践的“高收入国家先来”模式，则令其在推广时困难重重。
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国家降低早产相关风险，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产妇和新生儿因此获益。尽管博士毕业仅五年，但Joshua Vogel已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先驱和循证围产期医学的全球领导者。自2012年以来，他一直在协调和支持世卫组织领导下的一些原创研究、知识的综合分析，以及在中低收入国家的项目活动。他的工作直接为降低全球早产率作出了贡献，其带来的全球影响并非学术工作偶然推动的现实效益，而是他投入学术生涯所专注实现的目标。
2020年10月7日，第二届“自然科研全球影响力大奖（Nature Research Awards for Driving Global Impact）”将奖项授予Joshua Vogel博士。施普林格·自然可持续发展项目出版总监暨评奖委员会主席Nicola Jones说，Vogel博士在众多高水平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他与合作伙伴建立了良好关系，成功开展的循证干预已挽救了一些生命并有可能挽救更多，这在未来会改善许多妇女儿童的生活质量。”
该奖由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 旗下的自然科研联合腾讯公司于2018年11月推出，旨在表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年科研人员。
1. Chawanpaiboon S & Vogel JP et al (joint 1st authors).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estimates of levels of preterm birth in 2014: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odelling analysis. Lancet Glob Health 2019 Jan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glo/article/PIIS2214-109X(18)30451-0/fulltext
2. Vogel J et al. Use of antenatal corticosteroids and tocolytic drugs in preterm births in 29 countries: an analysis of the WHO Multicountry Survey on Maternal and Newborn Health. Lancet. 2014 Nov 22
3. Stuart R Dalziel，Caroline A Crowther, Jane E Harding, Antenatal corticosteroids 40 years on: we can do better The Lancet 2014 Nov 22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4)60722-4/fulltext
4. Vogel J et al. Antenatal Dexamethasone for Early Preterm Birth in Low-Resource Countries，The New England Hournal of Medicine, 2020 Oct 23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22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