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利用的子宫黎荔
最近，一则娱乐圈某女星“代孕弃养”事件引发巨大争议，代孕背后的诸多争论也再次浮出水面。 代孕在国内大家还感到很吃惊，但这一灰色产业链实际上已遍布全球。而其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乌克兰。乌克兰甚至有了“欧洲子宫”的叫法。前段时间，有个视频就震惊全球。视频里，乌克兰一家代孕诊所，摆满了一排排的小床，每张床上都躺着新生儿。他们都是代孕母亲所生。他们的委托父母还没来得及认领他们，新冠疫情就爆发了，随后乌克兰宣布封国，这些委托父母无法入境，代孕宝宝们也无法被接出乌克兰。于是新生儿们被迫滞留在乌克兰，形成了所谓的“婴儿囤积”。这个视频揭开的，也只是乌克兰代孕产业的冰山一角而已。 想起美剧《使女的故事》已经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可怕未来：当环境恶化，能够生育的子宫成为稀缺资源之后，身体健康的女性便成为“使女”，亦即“行走的子宫”，专职负责生儿育女，没有人身自由，也禁止个人需求。而没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则分为两类，一类是出身高贵、装点门面的“正牌妻子”，一类则是管理使女、负责杂活的嬷嬷。至于男性，除了掌权者拥有宝贵的繁衍后代的机会之外，其他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碰过异性。该剧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同名小说《使女的故事》，其中写到深受环境灾难和出生率下降的影响，由男性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基列共和国将女性视为国家财产，共和国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生育的女性，被迫成为统治阶级的生育机器，我很难不在基列共和国与现实中推动“代孕产业”的乌克兰之间找到某种对应关系。这本小说虽然写于30多年前，但简直有着先见之明，和当今纷杂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什么会有代孕这一灰色产业的存在，当然首先是基于科技的进步。1978年，在英国，全世界第一个体外受精的婴儿出生。这项医学奇迹，让代孕成为一种可能。其次，代孕也说明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女性的生育之苦。作为拥有生育特权的一个性别，每个女人都无法逃避这个重大的命题。可惜，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快乐的妈妈太少太少。 与外在的社会性别歧视相比，女性身受一种更为内在的“压迫”——妇女自身的性别因素造成的“自然压迫”，这是女性人生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痛苦之源。孕妇的生产死亡率很高的，时至今日，中国每天仍约有1000名孕妇死于生产。每年有几乎十万例的孕妇生产死亡，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产妇的生产死亡率更高。在医学不发达的旧时代，有这么一种说法，古代女子生产，犹如一只脚踏入了鬼门关。曾读过现代女作家白朗的一篇关于女性生产的惨痛之极的作品，题目就叫《女人的刑罚》。出于对生育苦痛的深切体验，白朗以刑罚来指认生育，女性与生俱来的天职成了劫难与不幸的唯一“所指”。而在作家萧红那里，女性本身的“自然压迫”更被表现得沉重压抑。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便写了一个底层妇女为履行生育的天职而死亡的故事，生和死的连接以女性生命的苦刑和毁灭为代价，然而，这代价的付出又是何等无意义和无价值：王阿嫂不但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那个以母亲的生命换回来的新的“小动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萧红把生育这一女人伟大的创造性的业绩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视作女人无可逃遁的和无谓的生命的浩劫，这其中显然融入了她自身对生育和死亡的痛切体验。
尽管有人认为，代孕是女性群体内部的压迫，上层女性压迫中层女性，中层女性压迫底层女性，但事实上，无论风险如何转嫁，承担生育的仍然是女性。代孕就是以技术手段为一部分女性转移生育的代价与风险。对于“代孕”本身是否可以接受，网友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不同国家对待代孕产业有不同法规，但无论基因学父母或代孕妈妈的行为是否触犯法律，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意识到代孕需求背后的种种粗暴观念，以及与此相连的压迫与异化。 子宫、妊娠期、胎儿，真的可以按照“商品经济”等价交易吗？如果接受代孕，就不得不接受其带来的对婴儿的商品化。在《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一书中，迈克尔•桑德尔论证了这样的观点。他尤其强调，有些事物因为其特殊的内在品质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这不是说金钱真的无法买到这样东西——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看起来确实能买到孩子、爱情和其他——但是这些事物一旦商品化，也就失去、至少贬损了其内在品质，“因此，我们无法在用金钱买卖的同时使其内在品质完好如初”，花钱买来的爱情很难称之为真正的爱情，花钱买来的孩子也很难让人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责任与喜悦，花钱买来的性也很难让人在简单粗暴发泄之后体会到心醉神迷的爱欲满足。
在封建男权社会中，生育权被牢牢地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再加上医学的蒙昧，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就完全沦为工具，生，还是不生，什么时候生，如何生，作为承担生育全过程的母体却没有任何决定权，不仅如此，生育能力还成了男性单方面衡理和评定女性的标准。在数千年父权宗法制的社会中，母职是女人的天职，是她们全部生命价值所在，没有子息的女人受到整个家族的歧视和虐待。到了技术进步的商品经济社会，新的异化出现了。虽然在生育下一代的机会面前，应该说人人平等，但从现实来讲，在所有阶级社会，生育其实都是一部分人的特权——很难普遍化，于是形成了生育“外包”：代孕妈妈通过“出租子宫”，获得不菲收入，基因学父母通过支付丰厚酬金，假借他人的身体容器完成传宗接代。婴儿不再是“生命”，只不过是“商品”，可以“九个月无理由退货”，因为付了钱，“顾客就是上帝”。与其他“商品”类似，婴儿同样可以“流水线生产”、“个性化定制”。在代孕的同时，代孕机构还提供了对胎儿的性别选择、基因筛查等更多服务，代孕妈妈的年龄、身材、学历、人种也有自己的明码标价，婴儿的出生体重同样是可选项。花钱买来的孩子可以形成高质量的亲子关系吗？无论是为不孕不育的夫妇圆梦，还是为职业上升期的女性承担风险，代孕都是饮鸩止渴，只会进一步加剧女性的物化、生命的商品化，使得两性差距、阶层差距不断扩大。 “对生活的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王小波在一篇杂文中写过的辛辣文字，我真害怕这种生命被种种设置的新型“斯巴达”会降临在21世纪。
女性的价值，不能定位在由其年龄、健康和生育能力所决定的“市场价值”之上，女性的价值并非只是她子宫的价值。肩负生育能力的雌性在通向自由的路上，代价总要更大一些。怀孕会拿走一个女子在少女时代对自己身体的神秘和珍爱，和一个女子对自己的认同和自信，被孩子利用过的身体无论如何不再是娇嫩的了，在生产的时候，无论你怎么被赞美是在创造着生命，但你知道那时你更像是动物，没有一个女子洁净的尊严。在社会大环境和男人觉悟都让女人独自承担了太多育儿成本的时候，选择不生，有时候是女人的一种自救。如果一个女人不能了解做母亲是一场自我承担的孤独之旅，她就是在做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也不能做好一个母亲。在与奉献同义的生育之后，女性在自我价值的辨认上恐怕常常会陷入迷茫。如果女性从肉体的创痛中醒觉，自己不过是生育意义上和性的意义上的容器，是代孕机构眼中可以计算价格的行走的子宫，是金钱和权力合力施压的“可供使用的女性”，她所感受到的无情剥夺感是何等痛彻心扉。 生育，是女性通过与男性的合作制造并获得了一个人类样本，这个人类样本被完全托付给女性，因为女性才是生育活动的全程参与者。生育，给女性带来巨大的生理变化，其中的痛苦与喜悦是男性所不能分担的，这一人类，不，应该说是整个自然界、生物界、动物界的生育方式的特性，决定了在生育问题上，女性才是真正的主导者。她们不应该被物化，不应该成为买卖交易。这个社会，不应该施加生育压力的总是男性，承担生育压力的总是女性。 没有一个女人存在的意义只为单纯地繁衍下一代。上帝让女人生育，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里蕴涵着最珍贵的力量——爱。如果爱使我们脆弱，它也一定能使我们更强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