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时间儿童性侵案件数量下降64%，美国是如何向儿童性侵宣战的？

1990年到2013年，美国儿童性侵案件的数量下降了64%。这是一场40年国家动员的成果。

美国明尼苏达州圣约瑟镇上，帕蒂 •威特琳（Patty Wetterling）一家门廊上的灯光日夜不停的亮了28年。帕蒂 •威特琳希望它能够照亮儿子雅各布（ Jacob E. Wetterling）的归途。

雅各布

11岁的雅各布有一头棕色头发，一双蓝眼睛。他穿着橘色背心，红色曲棍球夹克，蓝色长裤，踩着一双耐克网球鞋。1989年10月22日晚上，雅各布和两位小伙伴骑着自行车到便利店里租一盒电影录像带。在回家的路上，一个蒙面男人拦住了三个孩子。他询问他们的年龄，扣下了雅各布，命令另外两个男孩向树林里跑去。他威胁说，他们胆敢回头，就会被子弹打死。

警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寻工作。当地企业募集了25000美元悬赏线索。不知名的明尼波利斯好心人拿出了10万美元作为奖赏。“如果你想要钱，”帕蒂 •威特琳通过媒体祈求那个带走儿子的男人：“我们能够弄到钱，不管是多少。”然而，没有电话、没有勒索。警方怀疑，雅各布很可能被一名性犯罪惯犯带走了。

雅各布的消失影响了一代家庭。它开启了美国关于儿童性虐待和绑架的新讨论，对性犯罪者实行登记的立法呼声从明尼苏达一直扩散到整个联邦。1994年，雅各布遭绑架五年后，美国颁布了《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儿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记法令》。这是美国在联邦层面上第一次立法确立性暴力犯罪者登记制度。被要求登记的罪犯必须在释放后的短时间内亲自到当地警方报到并提供个人资料。曾经犯有针对儿童的罪行以及性暴力犯罪者的登记时间至少是10年，而指定的性暴力罪犯则必须终身登记。

雅各布失踪的四个月后，坚强的母亲帕蒂 •威特琳就建立了非营利组织雅各布•威特琳基金会，致力于儿童安全教育。她写信给时任美国司法部部长阿尔伯特•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呼吁为性犯罪者登记制度立法，要求美国国会和司法部部为立法的疏忽负责。2004年和2006年，帕蒂两次参选美国众议院议员。她从2013年起担任美国国家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中心主席，成为美国保护儿童领域的先锋人物。

帕蒂 •威特琳

20余年，没有忘记雅各布的并不只有帕蒂 •威特琳。2010年，网络自由撰稿人乔伊•贝克（ Joy Baker）对雅各布的案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乔伊的家距离圣约瑟镇不远，她重新访问那些案件的知情人，并大量搜集档案信息。2013年，乔伊•贝克在网络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个发现：1986年和1987年，佩恩斯维尔市（Paynesville）曾发生过6起男童性侵悬案。佩恩斯维尔距离圣约瑟30英里，同属于斯特恩斯县（Stearns County）。和雅各布一样，佩恩斯维尔市被侵犯的男孩们遭遇不幸的时间是在晚上，是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一样骑着自行车，而犯罪分子同样带着面罩，有着低沉、粗哑的嗓音。

很快，乔伊•贝克发现了另一名受害人。贾里德•西契尔居住在距离圣约瑟10英里外的冷泉镇。1989年1月，12岁的贾里德被一名蒙面男子劫持。在遭遇性侵后，男子命令他逃跑：“别回头，不然我会一枪打死你。”1990年，一名名叫丹尼•海因里希（Danny Heinrich）的男子成为贾里德一案的嫌疑人，然而案件最终因为缺乏证据不了了之。“他们（警方）把我带回了被袭击的位置，我在精神上完全崩溃了。他们想要我给出答案，可是我没办法给出。”多年后，已经是中年人的贾里德回忆说：“我的父母做了决定：生活必须向前。”

25年后，当乔伊•贝克找到贾里德•西契尔时，他决定不再沉默。贾里德接受媒体的采访，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谈论曾经的悲剧。他和乔伊一道拜访当年的受害者，说服他们出面要求重启调查。2014年，警方同意启动“悬案调查”（cold case review）。幸运的是，DNA检测技术的进步提供了破解疑团的契机。警方重新从贾里德•西契尔当年的一件运动衫上提取了DNA样本，和丹尼•海因里希当年受调查时留下的一根头发比对。答案是：两者相符。

丹尼•海因里希

2016年8月，丹尼•海因里希承认，是他在27年前劫持、性侵并杀害了雅各布•威特琳。他在静默的审判室里回忆，11岁的男孩当时问他：“我做错了什么吗？”根据海因里希的供述，2016年9月，整整27年后，警方在一处农场发现了一具遗骸。和遗骸在一块儿的，是那件红色夹克衫。一件体恤上写着“威特琳”。

丹尼•海因里希最终因持有大量儿童色情照片而获刑20年——贾里德的性侵案与雅各布的死亡案件都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但令人宽慰的是，根据明尼苏达州采用的“性犯罪者民事禁闭”，在服刑结束后，丹尼•海因里希会被交予社会机构进行隔离，终生不获自由。

“如果雅各布能够重新站在家门口，我希望我能告诉他，为了找到他，我们所有人做出了一切的努力。”帕蒂 •威特琳说。令她欣慰的是，近30年来，人们从未忘记雅各布，而她的基金会已经为近8万个有类似遭遇的家庭提供帮助。

雅各布 •威特琳一案恰如美国对抗儿童性侵的缩影：家庭、社会、受害者、立法和司法，一切力量的集合才得以使一场漫长和艰难的较量，迈向正义获胜的终点。

儿童性侵在美国受到重视也仅是最近40年的事。最先打破沉默的是专业人士。

1977年，美国儿科权威亨利•坎普（Henry Kempe）在美国儿科学会的会议上发表一篇讲话，他指出儿童性虐待是“儿科领域的隐秘问题和被忽视的领域”，号召儿科医生们在知识和情感上，向这“最后的禁忌”发起挑战。

在儿童保护领域，性虐待成为“最后的禁忌”有多重原因。它常常发生在家庭成员内部，因被视为家庭丑闻秘而不宣。上世纪7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涉及儿童性侵犯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都在重复四个主题：儿童本人应当为骚扰行为负责；此种行为应当归罪于母亲；它很少发生；即使发生对儿童并不会产生什么的害处。

亨利•坎普对儿童性侵的下宣战书时，这些“常识”正在被改变。而与专业人士的行动同步的是一场社会运动。

上世纪70年代初，强奸成为美国的女性主义组织积极关注的议题。志愿者们大量出现在医院、警察局和法庭，帮助强奸案件受害者度过难关。在她们的推动下，包括精神健康中心、大学在内的机构纷纷建立起强奸危机干预中心。这些干预中心很快发现了非常规案例。1976年，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女性对抗强奸”组织（WAR）办公室接到电话，一名教区学校的修女说，一名二年级女童遭遇了强奸，情绪低迷，老师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询问：WAR是否能够到学校来，对整个班级说些什么？

这个电话促使WAR建立一个全新的“儿童侵害防范项目”，率先在学校教育中推行防范儿童性侵的内容。从1976年开始，该组织在哥伦布市的全部小学开设针对对家长、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坊。

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的相关专业领域，儿童性侵的广泛存在，及其对将对儿童造成各种心理和行为障碍的看法已经成为新的共识，但这种共识还远未成为一种公众的普遍认知，足以促成整个社会采取行动。WAR的“儿童侵害防范项目”常常在学校中受到抵制，一些家长抱怨，学校应当把这些事情留给家庭自己来解决。

在80年代初，对于美国公众而言，儿童性侵沉默而隐形的受害者几乎不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媒体的报道中，专家、社会活动家和机构是主角。在纽约市性侵犯顾问工作小组工作的安娜•玛丽•埃里克森（Anne Marie Eriksson）打破了舆论的坚冰。这位曾经的受害者开始组织其他受害者，并说服他们勇敢说出真相。“我们有10个人愿意上电视，做广播节目。当纽约的媒体想知道一些故事时，他们知道应当联系我们。”1984年，电视剧《关于阿米莉娅的一些事》（Something About Amelia）在美国播出时，由于情节涉及乱伦激起轩然大波。埃里克森组织受害者大量出现在媒体上，以他们的经历告诉公众，乱伦是对儿童的性侵犯行为，是一种犯罪。

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80年代，美国媒体对儿童性侵的报道一次又一次震荡公众的内心。1982年，美国60年代最受欢迎的诗人、词作者、在嬉皮士一代中从者云集罗德•麦昆(Rod•Mckuen)在美国国家防范儿童虐待委员会的会议公开宣布自己是儿童性侵的受害者，并跟随该委员会进行全国巡讲。1984年，在美国国家儿童性犯罪大会上，参议员宝拉•哈金斯（Paula Hawkins）当众讲述了自己被邻居侵犯，并遭遇了一场痛苦庭审的全部经历。

1986年11月10日，数百万美国人在收看当时全国日间最热门的电视节目奥普拉•温弗利（Oprah Winfrey）的脱口秀。在就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奥普拉揭开了自己的伤疤——九岁的时候，她曾被一名亲属强奸。6年后，1992年9月4日的周五夜晚，美国多个电视网联合播出了奥普拉主持的电视纪录片《惊恐的沉默：曝光及结束儿童虐待》。纪录片里，大量儿童性侵案件的受害者、他们的家庭成员和罪犯出现在数百万美国人面前。节目播出后的4到5天时间里，设在好莱坞的援助机构“儿童救援”（Child Help)接到了超过20万个电话。

奥普拉•温弗利

“到80年代末期，儿童性侵案件的幸存者已经不再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感到自责……不再有那么多的耻辱或者孤独……”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社会学教授南希• 惠蒂尔(Nancy Whittier)看来，这是一场具有颠覆意义的转变：“在80年代初，当一名幸存者出现在电视上时，她的面孔会被遮住，而10年之后，人们再也不需要这样做了。”

1990年到2013年，美国儿童性侵案件的数量下降了64%。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一变化？

在过去的近30年时间里，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是立法的改变。《雅各布 •威特琳侵害儿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记法令》法案通过的同一年，1994年7月29日，新泽西汉密尔顿的7岁女孩梅根·康卡（Megan Kanka）被邻居杰西•蒂曼德夸斯性侵并杀害。令公众吃惊的是，蒂曼德夸斯曾两度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刑。梅根失踪仅89天后，新泽西州长就签署了美国第一个“梅根法”《犯罪登记与社区公告法》。该法案强制居住在新泽西州内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向州警察登记。对于那些对公众危害不大的罪犯，执法机关将通知学校和各社区组织；而对于那些危害较大的罪犯，执法机关不但要通知学校和社区组织，还要通知街道居民。另外，州政府将建立统一的资料库，将这些罪犯的姓名和住址等资料公诸于众，民众可随时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查询。仅仅两年后，1996年5月17日，克林顿总统就签署了联邦“梅根法”。很快，美国五十个州就都拥有自己的“梅根法”。

克林顿总统签署联邦“梅根法”

此外，美国还出台了1996年的《帕姆•林彻尔性罪犯踪迹和身份识别法令》，1997年的《雅各布•威特琳改善法令》，2006年的《亚当•沃尔什儿童保护及安全法》等等。在各州的层面上，各种法律的出台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法案大都遵循显示出一条一以贯之的立法思路：尽可能的减少性罪犯接近儿童、再次犯案的可能。早在2006年，美国就有20个州和数百个地方制定了自己的居住限制规则（residency restrictions），详细规定登记在案的性罪犯必须在距离学校、日托中心、教堂等机构一定距离以外的区域活动。

大量地抓捕、起诉犯罪者，并对他们采取严格的登记制度很可能具有显著的震慑效果，动摇了其他潜在儿童骚扰者的信心，使他们远离这类犯罪，但研究者们认为这些措施可能并没有公众想象中那么有效。

戴维•芬克尔霍指出，包括登记制度在内，司法系统的儿童性犯罪防范政策存在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它们往往建立在对性犯罪者错误的刻板印象之上。通过广为人知的雅各布•威特琳和梅根案件，人们往往认为：儿童性侵罪犯是一个具有恋童癖的成年男子；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犯罪冲动，会在公共场合“捕猎”儿童；他们极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案。但这并不代表儿童性侵案件的全貌。戴维•芬克尔霍指出，在美国，绝大多数儿童性侵罪犯并不是恋童癖，事实上，一半以上的受害者年龄超过12岁。多份统计数据显示，儿童性侵罪犯的再犯率低于其他犯罪行为。更重要的是，当人们将眼光聚焦到刚刚搬到社区里来的新邻居身上时，他们往往会忘记身边的危险：根据2000年美国司法统计办公室的数据，儿童性侵案件中，58.7%的罪犯是受害者家庭的熟人，34.2%的罪犯来自家庭内部，仅有7%的罪犯是真正的陌生人。

一项针对美国10各州的研究显示，在实行登记制度前后，有6个州的儿童性侵犯案件发生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3个州的犯罪率有所下降，而在规定最严格的州之一加利福尼亚，犯罪率反而显著上升。戴维•芬克尔霍指出，登记制度在90年代后期才在全美广泛实施，但美国的儿童性侵犯罪率那时已经开始进入了下降区间。

戴维•芬克尔霍认为，真正发挥效果的由三个支柱组成的“全美模型”：积极的起诉 、制止犯罪者犯罪和对犯罪者进行治疗；针对儿童的广泛的一级预防教育；广泛的公众教育和专业教育以促进案件的公开和积极检出。

针对儿童的广泛的一级预防教育始于80年代中期。大量资金开始被用于设置教育项目，覆盖全年龄段的学生，教育形式包括多媒体、剧场表演、社区展览等等。学校、家长-老师组织、医院、社区精神健康中心和独立的非营利组织都被鼓励参与这些教育项目的设计和执行。

在今天的美国，针对儿童的一级预防教育有许多种不同的形式，但其目标准要集中几点：首先，它们帮助儿童认识和理解触犯边界的行为、不合适的触摸和接触——这些都是性犯罪者在真正实施侵害行为之前所可能采取的行动。同时，儿童还被教育如何去拒绝这些危险的接近和邀请，终止交流并召唤帮助。以一项被广泛采用的“谈谈抚摸项目”(Talking about Touching Programe)为例，教师要让孩子们明白什么样的抚摸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抚摸应该被拒绝，成人不能触摸身体的哪些隐私部位，一旦遭遇非法抚摸后，又应该如何去做？所有知识要求用情景还原、角色扮演等形式确保儿童理解并正确使用。一条具有代表性的情景模拟题目是：凯瑞上星期在她的朋友家住宿，朋友的哥哥走进卧室，把手伸到凯瑞的被子里， 想抚摸凯瑞的私处，凯瑞大声说“不可以这样做”。 朋友的哥哥停下了，但他告诉凯瑞，让凯瑞保守秘密，你认为凯瑞应该怎样做？

对于儿童的预防教育一个常见的争论是，儿童自身有能力阻止性侵行为的发生吗？戴维•芬克尔霍认为，在儿童性侵案件中，部分罪犯具有高度的侵犯动机，他们会采用强制手段或者复杂的策略，很难被孩子们制止。但另一面，大量的儿童性侵犯罪者，特别是年轻的性侵者、保姆等特殊身份的性侵者，他们很可能是一时起意，并且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焦虑；儿童还可能在公共场合，比如公交车上遭遇蓄意性侵的人员，在这两种情况下，儿童自身的警惕就变得极有价值，他们很可能通过坚决的拒绝和呼救使自己免受侵害。

儿童的一级预防教育还有另外两层重要意义：接受过合适教育的儿童一旦遭遇侵害，能够及时向成人报告这一情况，避免持续侵害的产生；而由于他们对性侵行为有一定认识，并不会将这一遭遇视为自己错误，也有利于减少他们所遭受的心理伤害。芬克尔霍在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1992年，在已知的儿童性侵案中，25%的案件是由儿童自身汇报的，而在2008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50%。

美国防止儿童性侵犯的研究者和工作者很早就注意到，教育儿童固然重要，但真正能为儿童织起安全大网的是成人。

芬克尔霍指出：“今天的美国是这样一个社会，更多的人必须经过筛选和背景检查才能成为对儿童负有责任的人 。各团体和领域里的很多人，在性虐待问题方面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这些人在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在什么样的场合和他们的孩子接触时可能更小心谨慎。现在甚至连带有小孩的女性在寻找新配偶或男朋友或决定组织家庭时都可能会受到干预……所有这些措施可能已经减少了潜在儿童骚扰者与儿童接触的机会。所以 ,即使有骚扰儿童倾向的人的数量并未减少, 但他们实施犯罪的机会会大大减少。”

1963年，联邦政府就出台了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一切与未成年人接触的人员，在发现儿童有被虐待或忽视行为时，有向专门机构报告的义务。目前大多数州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人员都包括：社会工作者；教师、校长和其他的学校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心理医师或其他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儿童照料人士；法医或验尸官；法律执行机构人士。甚至，美国有18个州规定，任何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怀疑存在包括性侵在内儿童虐待或忽视情形，都有报告的责任。在所有的州，发现了虐待行为却不报告的，会受到罚金刑或短期监禁型的处罚。有报告义务不报告的人还可能承担民事责任。 当一个报告者怀疑儿童性侵行为的发生，他可以直接联系法律执行机构，也可以拨通当地儿童保护机构（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的24小时热线。

从1977年亨利•坎普的宣战讲演到今天，40年的努力远非终点。根据美国联邦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的数据，2013年，每8分钟有一个美国儿童遭遇性侵。2016年3月，美国体操界爆出了巨大的性侵丑闻：约有115名从事教练或队医等职业的成年人不同程度参与了对青少年体操运动员的性侵。这起丑闻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多年来，美国体操协会并非对此一无所知，而一些家长甚至也对孩子的控诉置若罔闻。无论在40年前还是今天，在与儿童性侵犯罪的战斗里，任何轻率的成人，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和息事宁人的包庇者依然是罪恶最大的帮凶。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