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观潮·三人评”⑥丨父母育儿假、超长产假，理想如何照进现实？
白岩松在央视《两会1+1》节目中谈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草案中有一句话，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在育儿假前已经有了“父”字。今日（3月9日），“我国将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话题更是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
关于生育与产假的讨论，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与焦点。从国之大政上讲，关乎人口战略；从普通人的视角看，关乎传统习俗与现实考量。这个涉及国计民生的话题，表面看似简单，背后却极其复杂。聚焦这一议题，多角度探讨，多维度求证，或许能寻求更丰富的“优解”。
↑资料图 来源：视觉中国
这是一个系统问题，不光是一条法律或者一个政策。
落实男性育儿假，先要解决好保障问题
□赵清源（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为什么育儿不是一个人的事？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说，“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加起来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配成夫妇，组成家庭。”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是为了抚育后代，发明了婚姻和家庭制度。
至于为什么如此，费先生指出，“抚育作用所以能使男女长期结合成夫妇是出于人类抚育作用的两个特性：一是孩子需要全盘的生活教育；二是这教育过程相当的长。孩子所依赖于父母的，并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全部。”“在人类社会里，一个健全的分子所需的资格很多。一个孩子要获得这些资格非得有长期的学习不成。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社会里，生活上所需的知识、技术、做人的态度，在家庭里都可以学得到。反过来说，至少得有一个家庭才能得到这些资格。”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其一，单凭女性并不能很好地完成抚育；其二，男性参与抚育后代，既是健全孩子人格、完善孩子成长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其三，父亲在家庭角色中缺位，会带来不少教育问题。
既然如此，政府就需要在男性参与抚育的问题上提供必要的支持，应当鼓励并创造条件使男性能够投入更多精力照顾孩子，如强制男性休产假等。
当然，这是一个系统问题，决不是一条法律或者一个政策就可以解决的。求职过程中，女性因怀孕、哺乳等生理特质或家庭角色等原因遭遇的就业歧视已经存在。如果让男性休产假，会不会出现新的就业歧视？男性在休假期间的福利如何保障？又由谁来负担？……实施男性育儿假，这些问题就要先解决好。
↑资料图 来源：视觉中国
问题的关键，不在产假该有多长，而是延长产假的成本谁来承担，生育成本谁来兜底。
“加大公共支出兜底力度”是治本之策
□白晶晶（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生育，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近年来，不少地方出生率下滑，一些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下降，让人们对人口增长产生忧虑。表面上，产假不够休，孕产妇得不到充足休息，是挡在生育路上的一只拦路虎。但其实还有另一面：女性也担忧延长产假，会加剧就业难的现状，让很多职业女性被公司拒之门外。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产假或者育儿假该有多长，更在延长假期的成本谁来承担，生育成本谁来兜底。
短期来看，女员工休产假期间，企业协调工作衔接，付出的工资成本，五险一金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支出。长期来看，提高生育率是摆脱老龄化问题，维持国家活力的不二法门。
有句话叫，谁改变，谁受益；谁获利，谁担责。显然，将生育成本只加给企业并不合适，加强公共财政支持的力度，才能助力女性摆脱就业歧视，不至于生个孩子，就丢掉一份工作。
更何况，从现实来看，除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外，我国95%以上企业是中小企业，自身尚存在生存危机的它们，女员工生育成本恐怕更是无法承受之重。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去年全国百万家小店倒闭。如果延长产假过长，不排除会出现“产假”还在，但企业却没了的尴尬局面。
不让生育阻断女性求职路，避免女员工成为企业的人力负担，治标更要治本。加大公共支出兜底的力度，想方设法为企业化解后顾之忧，打破职场性别桎梏和晋升天花板，让更多女性在职场实现自我价值，更是应有的出发点。
孩子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关照。
发展托幼服务为家庭“托底”，也是个思路
□黄静（红星新闻评论员）
延长产假，增加男性育儿假，当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育儿难题，但并不是唯一解。毕竟育儿不只停留在某个阶段，如果因幼儿时期孩子尚小就延长产假，那么幼儿园无人接送是否也该考虑“接送假”？
有代表委员建议产假延长至1年，或是3-6年，也从侧面反映了孩子成长的每个时期都很重要，很难明确界定育儿需要多长时间才合适。
婴幼儿照护，责任在父母，但不全在父母。孩子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关照。当下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大部分员工居住地与单位距离较远，上下班用时较长，看护孩子的时间受限。而据调查显示，3岁以下孩子的入托，超过70%的家长认为非常困难，超过90%的家长报告子女在0-3岁主要由家庭养育。家庭养育的具体情况不外乎三种，要么推给退休老人，要么妈妈放弃工作成为家庭主妇，要么花钱雇请保姆。
倘若时光倒流，回到30多年前，育儿似乎没有今天这么难，一方面是当时女性进入职场情况不普遍，另一方面是当时很多单位都有公共托幼机构。随着国企改制、以及人们对托育质量的期待上升，彼时的托幼机构慢慢淡出。如今，女性进入职场是普遍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女性因为育儿就重回家庭。从这个角度讲，不妨多设立更符合时代性的公办幼托机构。
国务院办公厅在2019年曾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大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其中也提到，支持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
同时，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建立公办新生儿托儿所，并将3-6岁的学前教育考虑纳入义务教育，也能让父母从照顾孩子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兼顾家庭和事业。目前，上海先行探路，自2017年提出探索“托幼一体化”后，2019年就已建成社区幼儿托管点累计达45家。据介绍，这一项目在当时30个市政府实事项目满意度测评中名列前茅。照此思路，育儿之难，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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